比起未开发的山林地区，水网、沼泽复杂的地带同样能躲避官方追捕，经济形态却丰富得多，更容易满足生计。古代的水贼多种多样。有的是临时起意的船夫艄公，有的是本来就半农半匪、半渔半匪的本地人，还有因乱世或其他原因逃入芦苇荡躲避的流民。
古人对水贼的恐惧远甚于山贼。过山岭，结伴而行就能免除大半凶险，但到了别人的船上，想拔腿都无处可逃，钱财性命就都由不得自己了。
明清话本小说中，有水贼占妻这一固定的小说套路。其标准形态是：一官员携家眷由水路赴任，船主心生不良，将官员推入水中害死，并霸占其妻或女，冒充上任。若干年后，官员之妻女或其子借机复仇。
· 让子弹飞开场一幕就是民国版的水贼占妻
《西游记》中就出现了水贼占妻的故事。唐僧的爸爸新科状元陈光蕊，带着新婚妻子殷温娇赴任，被船家刘洪打死，妻子也被霸占。刘洪遂假冒光蕊上任。殷因身怀有孕，勉强相从。孩子生下来后，为保全性命，只得放在木板上，顺水流到金山寺，为长老救起，取名江流，也就是后来的唐僧。
明朝冯梦龙编篡的《古今小说》里也有篇《裴晋公义还原配》，说的是一位青年官员唐璧去湖州任职，好端端的被船家抢劫，不仅随身盘缠没了，连到任文书都丢失，甚至于沦落街头沦为乞丐。
事实上，起码在唐代，水贼抢劫客商就成了常态。连杜甫送朋友远行，也不忘叮嘱「况兼水贼繁，特戒风飙驶。」（《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
唐传奇《谢小娥传》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算得上是唐代的非虚构写作，《新唐书》甚至据此采入《列女传》。谢小娥的父亲和丈夫在江上被水贼所杀，她也流落到尼姑庵出家，父亲与丈夫托梦给了他凶手线索，小娥最终报仇雪恨。
水贼虽然凶猛，但在中国的大江大河中并非均匀分布。他们出没最频繁的区域，就是「江湖」一带。
「江湖」是怎样炼成的
「江湖」这个词，起初是一个具体的地理指向。江特指长江，湖则主要指太湖流域（也有说法是洞庭湖流域），这两片水域是相连的。
· 「四渎」是我国古代对四条独流入海的四条大河（江、河、淮、济）的统称，江一开始也就特指长江，后来成为对南方河流的泛称
在西汉人司马迁那里，江湖几乎等同于长江中下游或者是太湖流域。《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范蠡「乘扁舟浮于江湖」，说的也是范蠡功成身退浪迹于越国所控制下的太湖流域；汉武帝也告诫自己的儿子「吴越之地，其民精且轻……江湖之间，其人轻心。」（《史记·三王世家》）
· 秦王朝在南方有着巨大的统治空白。从南方稀疏的行政治所就可见一班
秦汉以来，长江中下游虽然被纳入到中原王朝统治之下，但由于远离权力中心，水网复杂，北方王朝熟悉的编户齐民很难推行。南宋以前，朝廷的统治力量都相当薄弱，在长江以南长期只能控制陆地道路连接的点状治所。
正因如此，江湖地区往往成了北方王朝失足官员的发配地。白居易在贬往江州时作：「江湖我方往，朝廷君不出。」杜牧也有游宦江南、郁郁不得志的诗句：「自说江湖不归事，阻风中酒过年年。」
范仲淹的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常被现代人诠释为江湖秩序与庙堂秩序的对立。然而还原语境，这不过是对被贬官的滕子京所居地域的客观叙述。
· 正好位于「江湖」地区的岳阳楼
这些文人笔下的「江湖」，最多对应于崇明农场、北大荒、五七干校，与人们熟悉的那个草根暴力的「江湖」还有着很远的距离。
不过，现代的「江湖」概念，却不难在历史的「江湖」上看出雏形。
由于王朝统治的薄弱，长江以南的居民长期处于自然发展的无序状态中，民风尚武好勇；而粗放的农业与频繁的水涝灾害，更使得该地区的人少有中原人的安土重迁。
秦汉以来的历次动乱中，长江流域的盗匪与叛乱总是风涌而起。在摧毁秦朝的六国复国战争中，起自长江流域的楚人旧部非常多，项羽、英布、吴芮等都是楚人。
两汉期间，小规模的叛乱更是此起彼伏。在中原看来，整个南方都是一片动荡之地。
江湖盗匪很多是迫于生计被迫脱离王朝秩序的流动人口。在统治者看来，江湖是孕育着反抗力量的危险地带；对大部分挣扎乞活的底层民众而言，江湖是他们被抛出稳定社会后最后的托身之所。
无论是被苛捐杂税所迫，还是因战乱逃离家乡，在江湖的水泽里，这些流民都能靠自然的物产和那些不太能见得光的手法存活下来。这种充斥着本能冲动的法外状态，恰恰是现代「江湖」概念的核心。
· 太平天国战争时，有人总结逃难经验：「避难水乡十存六七，避难于山乡者百无一二（胡长龄《俭德斋随笔》）」
在宋之前，大规模的流民还只是灾荒战乱造成的偶然现象，而当时的人口与经济也不能支撑脱离农业生产，专门游走江湖的人群大量存在。从东汉到隋唐，中国社会有着强烈的身份制色彩。
不过，没过多久，这个固化的社会就开始改变了。
从唐末起，中国社会发生了激烈的震荡。大规模的战乱从黄巢起义一直蔓延到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士族被彻底摧毁，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阶级流动成为常态。
底层发迹，变成小国君主的例子比比皆是。前蜀高祖王建祖辈都是卖饼为生的小个体户，他年轻时算是个职业罪犯，以杀牛、偷驴、贩卖私盐为业。吴越的钱镠是盐贩子出身。楚国的马殷，是木匠出身。南平的高季兴是家童出身。
到了北宋，长时间的和平造成了人口的持续增长，在最盛时北宋人口接近1.26亿，远超过隋唐时期最高峰8000万人，但北宋疆域比隋唐还小，人地矛盾尤其尖锐。
官方放任土地兼并，对人口迁移的限制也远不如前。这样的背景导致流民暴增，《水浒传》里的水泊梁山就是这一社会景观的写照。
不过，多出来的流民也不用都去落草为寇。
隋唐的大城市，如长安城与洛阳，都实行封闭的里坊制——普通人家住在一个个封闭单元中，不得对街开门，夜晚不能出入——仿佛是不渗水的磐石，很难吸收游民。
· 隋唐长安城是典型的里坊制，发展得最为完备，长安一百零八坊，洛阳一百零九坊。每坊大多设东西南北四个门，以十字连通四门，坊内分四个区，每区又有十字小街，当时称为「曲」
到了宋代，封闭的里坊被打破，代之民居与市场连成一片的街巷式城市模式，从大街上伸出的小巷四通八达蔓延在居民区里。
一面是农村不断产生失地农民，一面是开放的城市和工商业提供着去处，大量游民涌入城市。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大城市诞生了。
北宋时期（1077）的城市人口1662.3万，占当时全国人口8260万的21.10%。到了南宋（1193），城市人口1590万，占当时全国人口7100万的22.40%，汴京和临安的人口更是超过百万。（数据来源：赵冈、陈钟毅《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
底层人口迫于生计聚集在城市里，除了劳力外一无所有，但这里最不缺的恰恰就是廉价劳动力。正经生计不易找，就有了各种灰色职业，到头来和躲在江河湖泽、半民半匪的流民殊途同归。
在宋代的汴京和临安，每天都有几万无业游民游荡街头，被士大夫称为「闲人」「游手」，预备进行种种犯罪活动。
《武林旧事》就对这些江湖骗术有专门的记载：
……有所谓美人局（以娼优为姬妾，诱引少年为事），柜坊赌局（以溥戏关扑结党手法骗钱），水功德局（以求官、觅举、恩泽、迁转、讼事、交易等为名，假借声势，脱漏财物），不一而足 。又有卖买物货，以伪为真，至以纸为衣，铜铅为金银，土木为香药，变换如神，谓之白日贼。
……有所谓美人局（以娼优为姬妾，诱引少年为事），柜坊赌局（以溥戏关扑结党手法骗钱），水功德局（以求官、觅举、恩泽、迁转、讼事、交易等为名，假借声势，脱漏财物），不一而足 。又有卖买物货，以伪为真，至以纸为衣，铜铅为金银，土木为香药，变换如神，谓之白日贼。
· 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中共有五百多个人物，除了少数的官吏、绅士和商人外，肩挑背负沿街叫卖的小商小贩、摇橹的船夫、扛粮包的苦役、测字卖卜的相士、走江湖卖野药的人在图中占了绝大部分。他们都是游民的代表
为了安抚流民维持社会稳定，定期招募流民为兵、把反体制的力量转换成体制内的维稳力量，就成了宋朝的国策。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灰色的流民社会得到了官方的默许。「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鸡肋编》），成为一时民谚。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游离于主流社会外的地下游民社会逐渐形成。宋以后，中国社会人口过剩的态势却越发严重，江湖社会也就越来越庞大，朝廷除了拼命剿灭公开的叛乱，却也无可作为。
社会顶层的士大夫们，偶尔也会在宦海沉浮之余感叹几句泛舟江湖上、江海寄余生，但他们所谓的江湖，永远停留在文人雅兴的层面。他们即便退休甚至被罢官，在地方上仍是代表主流价值观的、被官吏乡绅笼络的精英。
但对于那些挤不进官僚体系的贫穷士人，因生活困顿而流落江湖却是真实的生活方式。这些主流社会的边缘人，在时代变局中往往最能与下层力量结合，成为乱世的助燃剂。
· 宋献策，又名宋康年，明末永城人。曾为卜者，在牛金星推荐下成为李自成谋士、军师，外号「宋矮子」或「宋孩儿」
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其后兴办的新式学堂虽然号称现代教育制度，读出来却难以找到工作。大量读书人丧失了考取功名的晋身阶梯，转而投身形形色色的革命。
这些找不到工作的学堂学生中，有一位湖南人向恺然，先是在革命军中当低级军法官，后又流浪日本，穷途下只得给出版社写小说为生。《江湖奇侠传》的书名，本来只是指湖南一带习武者的奇人异事，却因其现代武侠小说开创者的地位，让「江湖」和「武侠」再也难分难解。
数十年后，在中国的江湖社会即将被连根拔起之时，另一位文人飘零到了香港，开始书写江湖的传奇。他直接重塑了中国人关于江湖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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