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1910—1985），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荣膺中外七个院士称号的一代学术大师。1935—1939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后获博士学位，被誉为中国“埃及学之父”。作为新中国考古学“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在中国史前考古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考古研究、外国考古研究等诸多领域，均有突出成就。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领域，他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阅读及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
谈及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于夏鼐而言，并不陌生。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期间，研究社会科学者多以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时尚。大学校园里的一批青年学子，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也多有追捧。1930—1934年，夏鼐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多有研读，如《资本论》《反杜林论》等。他还对河上肇《经济学大纲》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研究论著有所涉猎。他曾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探讨专门的学术问题。比如，他在详细介绍奥本海默尔的国家起源学说（即国家起源于暴力征服和平定）的基础上，引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论断，对奥本海默尔的观点加以批判。
新中国成立初期，夏鼐首先学习社会发展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从猿到人”，由此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1949年底至1950年初，他重点阅读了胡顿《从猿到人》等著作。阅读之外，他从学理层面就“从猿到人”的问题（如猿和人的区别、手和足的演化等）与裴文中进行商榷，并强调要提高马列主义学术水平，进而有能力回答由旧观点所提出来的各种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初，在加快经济建设的同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重要工作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导地位。为此，党内外开始广泛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彼时理论界重点围绕《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展开学习。夏鼐通过学习《矛盾论》，不仅认识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必要性，更认识到改造的可能性。这种认知，对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转变“旧思想”、接受“新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1952年9月5日，他在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讲演中引用了《实践论》的观点，提到田野考古是“实践的”，不是“空论”。他后来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实践论〉与考古工作》一文，讨论《实践论》如何应用于业务方面。从他关于《实践论》的学习心得可知，《实践论》的精神思想同样能指导考古工作。当然，夏鼐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并不限于50年代初期。从他此后长时段的“阅读史”来看，马克思主义著作依然是他的必读书目。
推进新中国考古工作
1950年7月10日，夏鼐抵北京，到中国科学院报到，并谒见郭沫若院长，商谈考古研究所今后工作。这是夏鼐第一次见到郭沫若，后来夏鼐回忆此次见面情形时谈到郭沫若希望考古工作者“首先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学而能用；把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用到古物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上去”。
在新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不同时段，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擅于对以往工作及时进行阶段性总结，分析取得的成就与积累的经验，并反思其中不足，由此规划下一步重点工作方向，不断推进中国考古工作向前发展。
鉴于“过去的基础”和“目前的情况”，夏鼐于1953年指出“今后努力的方向”，除了配合国家建设工程发掘地下文物加以整理研究之外，主动研究工作应以新石器时代、殷代和两周为重点，尤其着重西周，并强调“考古研究所今后几年内的工作草案，就是依照这个要求订制”。夏鼐负责制定的考古研究所工作计划，实际上是想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到殷代奴隶社会的青铜文化之间的中国社会发展及转变情况，二是两周时期的社会性质。而这两个问题均是当时历史学者十分关注的话题，甚至在学术界有过激烈争论。
20世纪60年代初，夏鼐应《红旗》杂志之约，撰写《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该文在充分总结已有考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学科理论的高度，归纳出中国考古学的六项基本课题，即人类起源问题和人类在中国境内开始居住的时间问题、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发展及人类经济生活的问题、古代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问题、国家起源和夏代文化及城市发展问题、精神文化方面（艺术、宗教等）的问题、汉族形成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问题。这六项课题既是中国考古学继续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课题，又无不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古史建构问题密切相连。夏鼐期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综合考古学、民族学、古籍文献等不同材料，运用包括自然科学方法在内的各种研究方法，对上述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甚至解决。夏鼐主持制定的1978—1985年考古研究工作远景规划，仍继续提出今后若干年内需要集中力量从考古学上探讨的课题主要有“中国远古文化的渊源”“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等。
时至今日，与上述课题相关的中国文明起源、中华民族共同体等重大问题，依然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夏鼐敏锐的学术理论洞见，亦由此彰显。
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体系
1959年，夏鼐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10年间的考古成绩时强调，“在今后再一个十年中，一定能使中国考古学成为一个更为系统化的学科”。所谓系统化的学科，既体现在指导思想方面，更反映在编纂体系和知识体系方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59年初开始组织编写“新中国十年考古”。夏鼐多次主持召开编写座谈会。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古学体系是与会者最关心的问题。“十年考古”于1961年12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定名为《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大部分为框架结构，展开具体阐述。此即社会发展史体系的叙述模式。这一叙述体系，与当时考古工作目标相匹配，意在阐释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规律。该书可视为夏鼐主持编写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综合性论著的初步尝试。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30余年的发展，考古新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夏鼐意识到有必要改写《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的旧章节或增添新章节，甚至重新编写一部著作。《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应时而出，夏鼐担任主编。此书于1984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分为旧石器、新石器、商周、秦汉时代等内容。此即考古学文化体系的叙述模式。此书框架结构“充分体现了中国考古学初步建立学科体系的状况”。在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整体编纂框架下，有关社会发展史的内容已“内化”到该书相关段落中。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和《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是新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两部颇具代表意义的综合性论著，其编纂理路不仅体现了主编夏鼐的考古学理论思想，更彰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体系渐臻完善的进程。夏鼐在晚年还主编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他不仅亲自撰写卷前概论性特长条，还多番审核全书框架及具体条目。该书框架和条目的规划，已涉及中国考古学体系这一宏大课题。此书于1986年8月正式出版，是“中国考古学研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可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体系建立的重要标志。
总之，作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夏鼐为新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健康发展引航掌舵，影响深远，持续至今。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及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当今学术界，夏鼐等老一辈学者在马克思主义考古学领域的治学特点与理论思想，仍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3&ZD24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